共和国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

      张爱萍同志（1910－2003）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原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上将。1910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任学生会副主席。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罗江口党支部书记、临时县委委员，积极组织学生、群众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委员、副书记。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14军1师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在攻打老虎庄、泰州的战斗中，作战勇敢，左臂负伤。

　　1930年底，张爱萍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万（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中央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发表数十篇文章。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9月任红3军团第4师第12团政委。长征中，历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以及抢占白层渡口、金沙江堵敌、青石嘴痛歼敌骑兵等战役、战斗中，他率部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他刻苦学习骑兵技术和战术，很快成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为配合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长城内外的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有效地牵制了敌军。1936年6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同年4月下旬，赴浙江金华进行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队伍。8月中旬赴河南确山，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1939年1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任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处长，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仅用3个月就建立了包括5县16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开辟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1940年8月，任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淮海、盐阜地区，接应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旅长，第3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12月，任第3师副师长兼第8旅旅长、政委，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盐阜地委书记，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他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领导军民粉碎了2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1944年9月，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1948年底，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渡江战役伊始，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坚持以人民军队为基础，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团结教育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从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舰船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

      邱天道在20世纪80年代曾轰动“三军”，被共和国开国上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题词“中国士兵的骄傲”，以此为题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整版报道了他为民行医的事迹，

      2003年7月5日二十时三十五分,张爱萍将军在北京病逝。从热血澎湃的进步青年到文韬武略的军中名将,他稳步地走完了自己第九十三轮人生轨道。回望来时路,其丰富的人生闪现着瑰丽的传奇色彩——十六岁加入青年团,十八岁转入共产党,十九岁成为红军基层指挥员,二十五岁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总队长,二十四岁参加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四十五岁被授予上将军衔。从排长到将军,从司令员、政委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从善于靠前指挥,到勇任前三次核试验总指挥，再到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地球同步卫星研制试验的组织者,世纪老人的人生履历就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历程的缩影。
　　
　　一、闹革命就要不怕死、不找死
　　
　　将军出生在四川达县张家沟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小时候,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奶奶都要向全家倾诉早年的一段悲惨往事:因恶地主霸占田地,奶奶请人写状纸又因不识字受黑心肠的写状纸人欺骗,不仅被敲去了全部的积蓄,还打输一场官司。每次说完自己的遭遇,奶奶都要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孙们:人活在世上,不识字不行,没有真本事不行!在张端绪(张爱萍原名)幼小心灵里,奶奶的诉说使他种下对知识对文化的向往,同时也播下对恶霸老财对坑蒙拐骗者对欺软怕硬者对黑暗社会的仇恨。
　　为尽快增长真本事,惩治、铲除世上的坏人,他一头扎进书堆里,常常读书到半夜。母亲担心他第二天学习,又怕他看坏眼睛,强行将他赶进被窝。可是他也有自己的对策:自制一盏小油灯,每每在母亲催他睡觉后,就用一支胳臂支起头上的被子,把灯放在其中,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小天地,专心致志地畅游书海。直到有天夜里,母亲过来看他是否掉被子,才发现了他的小秘密。
　　从张家沟到他上小学的罗江口镇,路旁有一片坟地。很早就传说坟地闹鬼,夜晚常有鬼火闪烁,阴雨天还能听到鬼叫。当时十二岁的小端绪听说后,心里很不以为然,很想看个究竟。一天临近半夜,他抄起半截竹竿,一声不响地走进了坟地。夜风袭来,坟地里的草丛呼呼地作响。他伏下身向四周看,除一个个凸起的坟头及随风起伏的草丛,没有别的什么。他在心里为自己壮胆:没有什么鬼,有鬼也不怕!他挥舞竹竿,在坟地里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发现什么,就准备离开坟地。正在这时,忽然觉得脚前边的路面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弯下腰仔细一看,竟是条鸡蛋一样粗的蛇,高昂着头,一双绿莹莹的眼珠正注视着他。他迅即挥起竹竿,照着蛇头猛砸一阵,然后用竹竿挑起来,甩到坟地里。第二天,他告诉小伙伴们,坟地里没有鬼,只有蛇——张端绪就是这样无所畏惧地成长为一个热血青年。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各界民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入中学不久的张端绪第一次听到“国父”这个词,也第一次听到“孙中山”这个名字。而第一次听到,这两个词就连在一起,给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特别是听到有关孙中山临终前的“国事遗嘱”,他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沉重,将“国事遗嘱”全文抄到自己的笔记本里。通过上图书馆查资料,他了解到“三民主义”指的是民主、民权、民生，还知道了孙中山要建立一个博爱、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他的心底里升起一种使命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而且要通过亲自调查研究,才知道得更多,十五岁的张端绪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当年6月1日,达县城爆发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张端绪便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因其敢做敢为,几个月后,张端绪被推选为达县中学学生会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当年即把学校里反动学派——国家主义派的支持者、老学究、校长万如璋赶下了台。
　　中学毕业后,张端绪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地方军阀刘存厚发布通缉令,张端绪萌发了走出去、轰轰烈烈地上战场、与敌人面对面地搏斗的念头。他决定将目的地定为上海,如果找不到党的武装,就考大学。从此,他改名为“爱萍”。
　　1929年6月中旬，张爱萍告别家人，与同学郑叔人来到上海，进入中华艺术大学临时安身，并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组织群众。当年底，张爱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4军。从此，踏上职业军人的生命历程。
　　1955年,战功赫赫的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名将。而且,将军还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我军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的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也是我军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海陆军协同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大陈列岛战役的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还是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试验基地的总指挥。
　　将军有“座右铭”曰:“将有三忘:出家忘妻,出门忘乡,出阵忘身。”这以后的几十年,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坐过牢,负过伤,“文革”中还被打断了一条腿,但是他从未对革命、对前途失望沮丧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根本不懂得‘灰心’两个字怎么写!”也许正是这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闯过了重重的艰难坎坷。
　　粉碎“四人帮”,张爱萍将军第三度出山。将军意气风发,以横扫千军之势,率领国防科研大军出色完成三项国防科研任务,将军谓之“三抓”:1980年5月18日,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洲际导弹;1982年10月,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完成了由潜艇从水下发射的潜地火箭;1984年4月,成功发射了地球同步轨道静止通信卫星。
　　“文革”中,造反派批斗张爱萍将军,欲挥铁链鞭打。将军呼地站立起来,与挥链的造反派怒目相对,并举起板凳以自卫。事后,将军愤然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耄耄之年后的张老依然如当年一般豁达超脱、无畏无惧。对待生命,老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一不怕死,二不找死。”
　　
　　二、“冤家”相见路不窄
　　
　　兰花,四季常春,朴实无华,刚柔相济,幽香高洁,有“空谷佳人”、“花中君子”之美誉,向来为我国人民所喜爱,所推崇。将军的摄影作品主要拍的是人物,很少拍风景、花草之类的静物;但在少有的静物照中,却有好几张拍的是盛开的兰花。张爱萍的爱兰照兰,可见另有一番深意,那就是对爱妻李又兰深深的爱恋与赞美。李又兰,原籍浙江宁波镇海,父亲是家乡一支战地救护队队长,专门参加反击日军侵略的战地救护,全家都是救护队队员。十七岁的李又兰在战地救护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踊跃参加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以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又兰从一张用于包装的报纸上看到了延安抗大招生的广告,不胜喜悦。
　　1938年初,李又兰同十几个浙江学生,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见周恩来副主席。当时任值班参谋的张爱萍想到周恩来工作太忙,明明自己能处理的事情,可这些学生就是赖着不走，等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见到周副主席。后来在延安,张爱萍与李又兰相熟后,两人在一次偶然聊天的时候,张爱萍听李又兰回忆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怎样磨着值班参谋见到周恩来一面的往事,心有感慨地说:“当时,这些学生真叫人没办法。”继而张爱萍对这件事进行了一番记忆犹新的叙说。说着说着,李又兰终于忍不住噗嗤笑了。“你笑什么?”张爱萍不解地问。“我就是真叫人没办法的那十几个人中的一个!”张爱萍有些惊异,稍后才明白过来,“我也就是那个值班的参谋。”两个开怀大笑。真是“冤家路窄”,难怪一见如故。
　　1942年1月下旬,华中局召开由所辖九个区的党委书记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也出席了会议。李又兰在新四军军部当巡视员,因她参加过专门的速记培训,就被抽出来负责记录。会议上,刘少奇要张爱萍谈谈九旅从当地游击队武装发展成为主力新四军的情况。对此,张爱萍感到很突然,但还是理理思绪,实事求是，不加任何修饰地作了发言。
　　第二天,端庄文雅的李又兰找到张爱萍,递给他一份文稿,说:“这是你昨天讲话的记录,请你审定,需要修订和补充的请写在旁边。”这份字体清秀书写工整的文稿马上引起了张爱萍的注意。他发现,通篇整洁、正规,连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而且是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就连个别的习惯用语,凡是正确的,都用上了;不规范的,还给予了纠正。顿时,张爱萍萌发了“恨不一识韩荆州”的激动。
　　后来,张爱萍经打听、观察、发现这个名叫李又兰的姑娘不仅上台能演、挥笔能写、集会能讲,而且在速记方面,有些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讲话,经她记录、整理,居然就是一篇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又颇具文采、还不失讲话者特点的好文章——堪称才女!
　　而张爱萍英武的军人形象也引起了李又兰的好感,他不用讲稿却能滔滔不绝,而且主题集中、层次分明、广征博引又语言生动,记录下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更不用说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文韬武略——确有儒将之风。
　　随着对李又兰了解的加深,张爱萍的心里常常默念:“这是位有才华又很贤淑的女性,可以成为知音,可以结为终生伴侣。”而李又兰对张爱萍的邀约,从来都是欣然、怡然,同他在一起,总觉得很随便很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李又兰病了,浑身发冷,头晕目眩,喝了碗开水就睡下。醒来一看,枕头边放着一个纸包,还有一张白纸,上边写着:“这是驱寒解热的药片,望按时服用,祝早日康复。艾平。”顿时,李又兰像服下了驱寒解热的灵丹妙药,心里热腾腾暖暖融融的,眼窝里潮热一片。
　　1942年8月8日,傍晚。怀揣着陈毅代军长的特批件,张爱萍将李又兰约了出来。他们来到一片树林旁边,一轮明月洒下了无垠的清辉。张爱萍激动地对李又兰说:“我们今天结婚吧!”“今天?”李又兰有些惊愕。“怎么,还要选什么黄道吉日吗?我们喜欢的,就是好日子。”沉默片刻,张爱萍又说:“陈军长在我的结婚报告上批示同意,还特意送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作纪念呢!”他猛地把她揽在怀里……
　　翌日上午,李又兰用针在陈毅送给他们的那支派克金笔上刻了个“萍”字,仔细地挂在张爱萍的衣兜上。
　　
　　三、历尽寒霜兰自馨
　　
　　结婚不到半年,为粉碎苏北伪军二万余人对盐阜地区进行疯狂“扫荡”的阴谋,根据地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张爱萍奉命主持根据地党政军的一切工作,坚持原地斗争。可是这时,李又兰却已有身孕。为了不拖累负重任的爱人,让他一心无挂地带兵打仗,李又兰只好暂时在东海县的八大家隐蔽下来。在敌机对八大家的一次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躲避敌机轰炸的李又兰徒步走了几个晚上的夜路,寻找到位于盐东的师政治部。不久,又和几位战友乘货船到上海。
　　始料不及,一到上海,护送他们的李毅便被捕了。李又兰无处可去,流落街头,思前想后,决定回宁波老家。几经辗转,她终于回到家乡,在母亲的照看下,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张翔。临别时张爱萍、李又兰夫妻俩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一、孩子出世后,抚育的重担由李又兰承担,不以家庭事务牵扯张爱萍带兵杀敌、驱寇兴邦的精力;二、正直自立、好学、有所作为是孩子成长的目标,也是李又兰教育的重点;三、夫妻俩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理由溺爱孩子。儿子如今呱呱坠地,可是亲生父亲远在战场,音讯杳然,生死不明。此时的李又兰内心的滋味无法言表。
　　在与敌伪紧张频繁的转战之余,张爱萍不可能不牵挂与思念怀孕的妻子。直到七八个月后,从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张爱萍才获悉爱妻的下落。一年半后,李又兰才辗转回到张爱萍身边。
　　一天,李又兰在给张爱萍洗衣服时,发现他上衣口袋里的记事本的扉面上写了一句话:“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请通知我的爱妻李又兰……”下边便是李又兰娘家的详细地址。在生死关头,他惦记的依然是妻子。看到这里,李又兰默默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战争年代聚少离多,他们婚后生活,多半是在思念与期盼中度过的。
　　无情的战争常送来不幸的消息——不久,张爱萍在战斗中脑部受伤。李又兰如雷轰顶,立即赶到战场,亲自护送张爱萍到后方医院治疗。从苏北到胶东,从烟台再跨海到大连,途中不仅是层峦叠嶂、长河横流,而且碉堡林立、虎狼成群。她要照顾受伤的爱人,又要照顾不满周岁的二儿子张胜。无论晓行夜宿,还是夜行晓宿,她总要守护在爱人的担架旁。困极了,就在老乡的长板凳上躺一会儿。又怕幼小的儿子乱爬被磕着碰着,就用绑腿带子,一头系着儿子的脚,一头系在凳腿上,孩子爬远了或有其他情况,就会把她惊醒。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张爱萍总是一阵心疼,一阵愧疚。在大连,治伤的张爱萍与妻子李又兰过了一段较为舒心的好日子。
　　解放后,夫妇俩同样遭受过劫难,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初期,战场上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张爱萍将军却莫名地被关进了监狱,李又兰连同孩子被赶进了一个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专案组叫李又兰揭发问题,李又兰严词拒绝。有人要她同他划清界限,她微微一笑:“人都被你们弄走了,还有什么划清不划清的?但不管怎样,我不会同意他离婚的。”为了把张爱萍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为了洗刷将军身上被泼上去的污水,她四处奔波,八方申告,找了王震,找了叶剑英,找了周恩来,几经辗转,终于使将军获得了自由。
　　将军对夫人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总是于百忙中以自己的摄影、诗词、书法给夫人以愉悦、以快乐、以美的享受。“这些都是义不容辞的。”李又兰曾说:“能使他腾出些时间以更多的精力为党为人民干点儿事情,就是我的愿望,是我的幸福。”长期以来,将军的诗词手稿、照片,一些文字材料,都是夫人给他保管整理。有时将军即兴写点诗词,随写随丢,有的都丢进纸篓里了,李又兰又给捡出来,整理好放着。“文革”中抄家,她把这些东西藏在屋顶的瓦片下。正是由于她的精心保管和精心整理,后来将军才出版了《纪事篇》和《神剑之歌》。至于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家务管理这些重担,则全部由夫人李又兰承担。
　　张爱萍与李又兰不仅政治上志同道合,由于感情深笃,渐渐地在志趣爱好上也情意相投。离职后,他们一块儿读书、阅史、咏诗、题字、待客、贻孙,而又常常是同读一本书——你诵我听;同写一张纸——你牵我书,或者你题上联我题下联,字迹竟是出奇的相同。难怪许多人称赞他们的婚姻是当代婚姻的楷模,他们的爱情是当代爱情的典范。
　　1992年,张爱萍将军与夫人李又兰结婚五十年纪念日之际,全家为将军共贺金婚之喜。将军和夫人李又兰兴之所至,欣然起舞。舞后将军吟诗一首:“老夫聊发少年狂,既吃肉,又喝汤,撑得肚皮饱胀。牛牛闹花堂,二亮歌声扬,男女老少笑连笑,盛会好一场。”
　　相伴走过了一个甲子,他们用彼此的坚贞迎来了生命中的灿烂晚晴。
　　
　　四、离休的三大爱好“上任”
　　
　　1980年,张爱萍将军向中央提出离休。但是年年打报告,年年无消息。1987年,中央批准将军离休。将军大喜,当日与家人欢庆至深夜。将军称在位为“出家”,离休为“还俗”。他解释说,当“和尚”就得撞钟,而且还总想撞得响一点儿。晨钟、暮钟、做佛事,好不清苦。如今“还俗”,一身轻松。离休后,他公开声明:“我是老百姓了,百姓,百姓,百事不管。”任何官方会议和活动,他都坚拒不出。
　　早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将军就常常和朱德、邓发、杨勇、任弼时等中央机关干部一起打篮球,借以提高体质。而且,将军还是射击能手,素有“神枪手”之称。进入晚年,将军依然坚持每天散步。良好的身体素质再加上长期不懈的锻炼习惯,虽然张爱萍将军已是高龄老寿星,但他的身体很健康。
　　张爱萍将军喜爱摄影、书法、诗词等,以“军中才子”、“马上诗人”、“将军书法家”、“将军摄影家”等美名而蜚声于世。1992年,将军著作《神剑之歌》出版,该书收录将军六十年所创作诗词一百六十余首、摄影和书法作品一百余幅。
　　离休后的张爱萍谢绝了官场应酬,过着一种闲适的生活。不过要是什么地方举办摄影展览,特别是当有人邀请他去看看时,他是非去不可的。老伴李又兰怕他身体吃不消,但总也劝不住。1993年,一生冲锋在前的将军担任了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长,并在给民政部的社团登记报告上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战争年代,他不但自己拍摄照片,而且极为重视新四军的摄影工作,对当时的新闻摄影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做出了突出贡献。将军在戎马倥偬之际用在1940年高邮战斗中缴获的一台蔡斯相机摄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相片:《江淮大地新》、《屋顶棚》、《美军降落伞》等一系列作品,反映了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以及战斗、练兵、生产和取得胜利的实况,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不失是珍贵的历史见证。
　　那台缴获的相机依然“健在”,成为将军的珍爱之宝,上千张珍贵的照片也成为将军战场生涯的艺术写照,而且抗战时期拍摄的新四军战斗生活照片,已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照片档案馆列为重要的珍藏品。到了晚年,将军仍乐此不疲,凡外出活动,相机必挂胸前,不认识他的人往往误以为他是摄影师。
　　平日里,将军把治印、练字视做是完成“健身功课”。确实,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享受,也是一项运动。张爱萍将军善书法,尤善行草,其书艺虽没有专业书家那样谨严,却从容超脱,意态自然飘逸,显示出广博的艺术修养和源远的文化气质。但是,有人称赞将军的书法时,他总是自嘲又略带调侃地说:“我这是鬼画桃符。”
　　说起这句话的渊源,还是出自将军的父亲之口。小的时候,他迷上书法后,父亲就给他买颜真卿、柳公权等的字帖,并嘱他照帖练习。可是他练着练着就脱离了字帖,总觉得不如自己信马由缰来得痛快。父亲看到了就指责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照帖练不出好字。”开始他不搭理,后来还没好气地顺手拿起字帖说：“他这是照啥字帖练的?”言外之意,最早的书法家是在没有字帖时写成的字嘛!父亲一时语塞,半响才说:“你呀,这是写字吗?是鬼画桃符!”虽是父亲一句气话,但在将军记忆里,这句话代表深重的父爱,永远不能忘怀。
　　将军年少时虽只中学毕业,但作诗赋词却是信手拈来,遇见什么写什么,感念什么就唱什么。将军的写诗缘于年少时爱读剑侠小说,剑侠小说里章节首尾及文中有描写景物、记述事件、刻画人物的大量诗词。有时就那么几句,就能把复杂的事情理出清晰的脉络,这种简洁明了、容量深广的记事方式深深吸引着他。
　　读高小时,教语文的刘老师是清朝最后一批中举的举人,善诗词,爱写作。课余时间,他就常到刘老师办公室,请老师讲诗词的常识。刘老师对他也很偏爱,经常给他开小灶。慢慢地,他也能模仿着写一些诗词。后来觉得平仄、对仗太费时间,干脆怎么顺口怎么写。割草、放牛、下河、上山、荡秋千、捉迷藏等等活动,他都用易写易懂的小诗给表现出来,而且越写越好,越写越爱。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有什么感慨,他都要以诗记之。写诗赋词,成了他一生的爱好。他的诗词,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思想性战斗性,而且充溢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为国防现代化献身的崇高精神。
　　靠后什刹海的一所青砖平房小院,院前一条百米斜街,车马喧嚣不绝于日,院落周围居住的都是些平民百姓。身着简朴便装、面容慈祥的张爱萍将军常从毫不起眼的院落中缓步走出,让人感觉到浓浓的平民色彩。鉴于将军居家环境过于喧哗,据说,组织上曾多次请将军移居他处,均被将军婉言谢绝。人问其故,将军有言:“难舍提壶卖浆声!”他希望自己过上普通人虽普通却逸趣盎然的幸福日子。待人接物持平民作风的张爱萍将军,在与人接触中让人感觉不到其身居高位的盛气、威势,凡是来将军寓所亲访者,无论贫富贵贱,将军均一视同仁,以礼待之。客人坐,将军方坐;客人起,将军方起。若合影留念,将军决不居中。
　　如今将军去了。有诗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张爱萍将军就是前者,活在历史中的开国将星,他永远被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