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疗的历史（上）

  《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足背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首次记载灸疗的医学典藉，提到的各种经脉病证以及心痛、癃、癫狂、咳血、耳聋、曀等急难病证，均可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进行治疗。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一些病甚至可以“久灸既息则病已矣”。

  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把灸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从灸疗的起源到各种灸法及其适应症，书中记载颇多。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虽以方脉见长，但对许多病证都有“可火”，“不可火”，“不可以火攻之”，的记载，说明灸疗已有了适应症与禁忌症。《汉书·艺文志》中综合我国古代治病方法为“箴、石、汤、火”，火灼是古代治病四法之一。灸法在古代曾是帝王、诸侯、将相治病诸法之上乘。临床实践证明，灸效不亚于针效，故灸法在历史上曾列箴、石、汤三法之前。

  西晋皇甫谧编纂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它汇集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三总书的内容，详尽地论述了脏腑经络、脉诊理论、腧穴部位、针灸法及禁忌、病因病理及各类疾病的证侯、针灸取穴，把针灸专门化、系统化，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对霍乱吐利，以及急救等亦注重灸疗。

  在唐代灸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之弍；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唐太宗又命甄权等入校订《明堂》，做《明堂人形图》，足见唐朝对针灸的重视。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提倡针灸并用，特别是他识真胆雄，注重灸量，施灸的壮数多至几百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