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疗的历史(上)
《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的《足背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首次记载灸疗的医学典藉,提到的各种经脉病证以及心痛、癃、癫狂、咳血、耳聋、曀等急难病证,均可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进行治疗。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一些病甚至可以“久灸既息则病已矣”。
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把灸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从灸疗的起源到各种灸法及其适应症,书中记载颇多。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虽以方脉见长,但对许多病证都有“可火”,“不可火”,“不可以火攻之”,的记载,说明灸疗已有了适应症与禁忌症。《汉书·艺文志》中综合我国古代治病方法为“箴、石、汤、火”,火灼是古代治病四法之一。灸法在古代曾是帝王、诸侯、将相治病诸法之上乘。临床实践证明,灸效不亚于针效,故灸法在历史上曾列箴、石、汤三法之前。
西晋皇甫谧编纂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它汇集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三总书的内容,详尽地论述了脏腑经络、脉诊理论、腧穴部位、针灸法及禁忌、病因病理及各类疾病的证侯、针灸取穴,把针灸专门化、系统化,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对霍乱吐利,以及急救等亦注重灸疗。
在唐代灸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之弍;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唐太宗又命甄权等入校订《明堂》,做《明堂人形图》,足见唐朝对针灸的重视。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提倡针灸并用,特别是他识真胆雄,注重灸量,施灸的壮数多至几百壮。
宋代的针灸书籍中有“天灸”或“自灸”的记载,这是利用某些刺激性药物如毛莨叶、芥子泥、旱莲草、斑蝥等贴在有关部位上,使之发泡的方法,它是不同于温热刺激的另一类施灸方法。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医方书中更多收集了大量的灸疗内容。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是记载以灸法治疗各种疾病的专著,书中还记载有“睡圣散”,使病人昏睡后施灸,这是灸法应用于麻醉的最早记载。《扁鹊心书·须识扶阳》指出常灸关元、气海、中脘等穴,“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长寿”。
明代,参照古代树枝灸的方法,又有“桑枝灸”及用特制的桃木棍藮麻油点火后吹来趁热垫绵纸熨灸的所谓“神针火灸”,以及近代应用的艾条灸及药条灸,这些均可以认为是灸法和古代熨法的结合应用。此外,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是用灯草藮油点火在病人皮肤上直接烧灼的一种灸法;出有利用铜镜集聚日光,作为施灸热源的所谓“阳燧灸”,近代则必用透镜集聚日光施灸的“日光灸”。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曾有35处提到艾和艾灸的用途及灸法,“艾灸用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大矣”。
清代吴亦鼎的专著《神灸经论》是我国历史上又一部灸疗学专著,它标志着我国灸疗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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