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天道香灸十六讲

第一讲 香灸的起源和发展

   灸人叮咛灸疗是我国中医最古老的疗法之一，《左传》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载，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病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攻”即是灸法，“达”即是刺法。《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扁鹊心书》等医学著作先后对灸疗有详细的记载由于灸疗经济有效，便于掌握，在民间流传很广。西方的灸疗是中国传入的，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医生拉兰利用灸疗治破伤风、麻痹、骨髓疾病等。在亚洲，中国传统的灸疗先后传到朝鲜和日本。在我国民间大家都知道“家有艾火不求医”的说法，遗憾的是，艾灸，祖国中医药学宝库中的这颗璀璨明珠，到了近现代，正面临绝境，一些医院的针灸科也是有针无灸。但是起源于中国的灸疗，却在日本、韩国绵延生息，日本的北海道一直有“不灸足三里勿做旅人”的说法；韩剧《大长今》中对艾灸也有具体的描述，韩国人甚至认为艾灸是他们发明的；但可悲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灸疗起源于中国。”

     香灸（亦称“邱天道香灸”）是在祖国传统艾灸和邱天道泥灸基础上传承发扬、创新发展起来的；是依据邱天道研究员创立的三联外治医学同步整合养生理论与实践（即分子医学理论和生物医学全息理论以及内病外治医学理论），将天然玉石运用高科技方法进行激活、催化，通过纳米分离的方法，使其具有“活玉”功能；纯天然玉泥，能有效补充硒、锌、镍、铜、钴、锰、镁、硅、钙等30多种微量元素和平衡人体所需矿物质，具有深层渗透、共振吸收、改善循环、刺激再生、提高酶活性、增强细胞吞吐能力等功能和邱天道膏药“香料药”基质以及邱天道香灸秘方巧妙结合，对肌体产生的远红外和天然玉石热辐射及温热效应来达到灸疗目的,仍属灸疗范畴。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狩猎、劳作过程中受伤了、生病了，当时没有药，也没有医生，只能随便找个地方躺一下，正好躺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石头上，很舒服，躺了一段时间，意外发现疼痛减轻了或不疼了，原来不能动的部位能动了。一次不算数，两次、三次、多次以后，在我们古人的大脑里就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温度、热量能缓解疼痛。于是，当他们身体哪个部位有疼痛的时候，他就会到晒得发烫的大石头上躺一下，或者用晒得发烫的小石头在疼痛的部位烫一下。但发烫的石头受到天气和地点的限制，所以，当人类学会主动用火以后，他们就拿起一根树枝或一把干草点着火，主动来熏烤他们疼痛的部位。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用来缓解自身疼痛、治疗自身疾病的方法－－灸法就正式宣告诞生了。 所以，远古的灸法就是用温热或火烤来解除疼痛、治疗疾病的方法。“灸”字，在现存文献中，以《庄子》最早提及；如《庄子·盗跖篇》载孔子劝说柳下跖，碰了个大钉子，事后对柳下季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但“灸”的本字是“久”字。如1975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奉墓竹简（法律文书）《封诊式·贼死》中载，“男子丁壮，析（皙）色，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此“久”即“灸”之本义，训为灸灼。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脉法》、《武威汉摹医简》中均作“久”字；“久”以后演变为“灸”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灸，灼也，从火”，即烧灼或烘烤的意思；灸疗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同疾病进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治疗方法。我国人民在远古时期，掌握了用火的方法，人们在烘烤食物和取暖中，可能偶尔不慎被火烧灼，而减轻了某些病痛，或取暖时烘烤腹部，缓解了腹部的寒痛及胀痛等症状，于是大家主动用火烧灼或烘烤治疗更多疾病，这样就产生了灸疗。《灵枢官能》中有“针所不及，灸之所宜”，就说明了灸的疗效作用。最初的用灸材料当然是很简单的，比如用树枝、灌木、树叶、火石等，但是后来在比较中发现，艾作为灸疗材料无论是药用方面，还是热源方面，都是最满意的，因此使用艾作为灸疗的主要热源，就逐渐成为当时疗病的一种主要方法，因此称之为艾灸。
     祖国医学传统灸疗不传承发展则无出路。我国在古代医学中，如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两种传本的古代经脉著作，一种是《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是《阴阳十一脉灸经》。产生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该书对灸疗的起源、适应证、处方及禁忌证记载颇多，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为灸疗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贵要略》二书，不仅被后人推崇为经方的鼻祖。而且也是关于灸疗的宝贵文献。书中论火灸者27条，其“阳证宜针，阴证宜灸”，对后世医家有深远影响。随着灸疗学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灸疗专著，其中三国曹操之子魏东平王曹翕撰集的《曹氏灸方》，魏晋时期黄甫谧编著的《针灸甲乙经》，详载全身349个经穴的部位、主治、艾灸壮数。该书对后世颇有影响，并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对灸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晋葛洪撰《肘后卒救方》，书中收录了多种灸疗方法，对危重病症施灸方法记载较详细，首创了隔物灸；葛洪是倡导灸疗的先驱，并引起人们对灸疗治急症的重视；葛洪的妻子鲍姑，擅长灸法，尤以治疗赘瘤与赘疣而闻名。晋隋时医家陈延之所著《小品方》的特点是取穴少，而灸壮多。唐代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提倡艾灸与药物结合运用，注重灸量，施灸壮数多至几百壮，书种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盐灸、黄蜡灸等；还有用竹筒及苇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筒灸”。唐代王焘注重灸疗的应用，指出：“适以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故书中“不录针经，唯取灸法”。唐代已有了“灸师”这一专业之称，如唐代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柱，酷若猎火围”。说明此时我国灸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唐代王焘注重灸疗的应用，指出：“适以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故书中“不录针经，唯取灸法”。唐代已有了“灸师”这一专业之称，如唐代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柱，酷若猎火围”；说明此时我国灸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中分述“皇帝灸法”、“扁鹊灸法”“窦材灸法”中为防止和减少烧灼痛，还载有睡圣散，使病人在昏睡中施灸，这是将麻醉方法应用于灸疗的最早记载。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对于灸疗论述甚详，为后世针灸医籍所引用。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庄绰的《灸膏肓俞穴法》对后世颇有影响。元代罗天益为东垣弟子，著《卫生保健》一书，主张针灸与药物并重，强调温补脾胃用灸、防治中风用灸。明代是我国针灸的全盛时期，初现了“桑枝灸”、“神针火灸”，后又发展为“雷火针灸”。张介宾的《类经图翼》介绍了各类病证的灸疗处方。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决》介绍了19种病证的灸疗处方及操作方法。吴亦鼎的《神灸经纶》是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灸疗专著。清代末年，由于统治阶级拘于封建礼教，于1822年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的荒谬理由，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针灸，废止针灸科，使中医事业也包括灸疗学更趋衰落，几至一蹶不振。但是由于灸疗经济有效，便于掌握，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灸疗方法仍在民间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使灸疗学得以复兴与繁荣。 
     目前国内灸疗发展极不平衡，有一些医疗单位的针灸科在临床上很少使用或根本不用灸法，灸疗学这一祖国的宝贵财富，面临失传的可能，已引起针灸界的广泛重视。邱天道香灸正是基于此，而结合数十年内病外治、灸疗和膏药以及近年来的泥灸养生临床经验等，传承总结、创新发展的成果，香灸技术的应用将引发灸疗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灸语：古人发现灸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之后，又经过历代医学专家的不断研究，灸法理论日趋完善，施灸的方法不断改进，施灸的材料也越来越多样化，其中最为实用和流传最久的是艾灸法。香灸疗法是在传统艾灸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出。其辨证的配方与独特的治疗手法，使其治疗作用与能力在原有艾灸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增强提高，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
     灸法是种植在中国人骨髓深处的花朵，曾骄傲地盛开过，曾无私地滋养过中国人的身心土壤。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在当代各类中医院中，“但见针刺病，不闻艾绒香”；在当代吃着“麦当劳”长大的新一代中，甚至连灸法的名称都没听说过。 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中，拯救失落的灸法很有必要，并且已迫在眉睫了，不容再拖延了。再不拯救，就会来不及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兼具时尚和保健双重作用的香灸产品在我国将会日益广泛地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由于传统香灸（国人使用的香料药制成的香灸条）使用的材料种类繁多，备用不变，灸疗的方法尺度不易掌握，容易给患者造成痛苦和肌体不可弥补的伤害；如此种种原因，从总体趋势看，传统的香灸疗在治病疗疾中呈现萎缩之势，不仅应用范围逐渐缩小，有关传统香灸疗的论述也较少。在此时此刻，香灸的出现，无疑将在丰富中医香灸疗法理论与实践，发扬光大香灸疗法在祛病疗疾、养生健身中的作用，拯救传统香灸疗法于萎缩之中，扩大香灸疗法的应用范围，起着重要作用。

邱天道撰写邱天道撰写

本书由中国香灸创始人邱天道研究员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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