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伍修权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开国上将。曾用名吴寿泉。生于湖北武昌。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在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在步校任翻译。1929年10月到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12月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翌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红军学校军事教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军委模范团政治委员。1933年任红1军团第3师政治委员，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担任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的俄文翻译。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后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长征到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3月任红15军团第73师参谋长，参加东征战役，后到中央联络局工作。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负责统战工作，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1941年7月回延安，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1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曾参与对日伪军作战的组织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在此期间曾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沈阳第27小组中共代表团参谋长。1948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辽沈战役后兼任沈阳市卫戍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50年1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在会上发表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演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58年9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5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中共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著有《我的历程》（1984）、《往事沧桑》（1986）等。

开国上将伍修权将军为邱天道研究员发明的膏药题词留念

伍修权传奇

　   伍修权(1908.3.6～1997.11.9)曾用名吴寿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0.12～1955.1)。湖北武汉人。

　　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连指导员、政治营教导员、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共产国际李德的翻译。长征期间历任三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73师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等职。

　　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第27执行小组组长，参加同美军、国民党军代表谈判。1947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建国后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1950)。

　　1950年1月，随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工作。1950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并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952年2月，参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出席蒙古人民领袖乔巴山的葬礼。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吊唁活动。

　　1955年～1958年，出任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期间多次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出席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国家党的代表大会及双边会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大会及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曾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解放军战略研究所所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人大常委、政协常委。

　　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开了个“国际玩笑” 

    1925年伍修权被中国共产党派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步兵学校学习四年后，又到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了一年多。他在远东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获得优厚的待遇。 

    可是在国外生活一久，对故土的思恋也越来越强烈。他迫切地想返回祖国。 

    但苏联方面的领导人没有同意，反而鼓励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不用回去了。当时确有不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在那里娶上洋媳妇。 

    伍修权二十多岁，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校医务室一个叫卡佳的护士姑娘看中了他，两人已几乎形影不离。调到远东后，这件事吹了，但他又被所在单位的一位苏联女共青团员相中，几次向他抛来“彩球”。 

    伍修权装作不理解对方的好意，不过这事却大大启发了他。 

    这天，伍修权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十分认真又略有羞涩地说：“首长同志，我向您请示一件事：我有个女朋友在莫斯科，我想去把她动员到远东来，在这儿一块儿贡献青春。”领导一听大喜，很快为伍修权办好了去莫斯科的手续，还特批给他来回路费。伍修权不由满面通红，原来他所说“莫斯科的女朋友”并不存在。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离开这儿时他个人的东西大都没带走，连一笔存款也没动。 

    1931年5月1日伍修权离开远东首府伯力，到莫斯科后他立即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返回祖国的要求。因为伍修权已经加入苏联共产党，此事涉及到苏联、中国和共产国际三方面。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组织部联系后，让伍修权拿着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信去苏共中央组织部，当面陈述自己的要求并办理必要的手续。苏联方面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副部长见面前的青年人，局促不安地检讨自己的“国际玩笑”，忍不住大笑起来，随后便满足了他的愿望，将他的组织关系通过共产国际转给了中共。 

    1931年夏天，伍修权从苏联回国，立即来到中央苏区的闽西根据地。那时部队刚缴获一批德国造的马克辛重机枪，战士们都摆弄不了它。正好伍修权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兵器课中学过，从射击原理到维护修理他都懂得，就被派到刚成立的直属机枪连去专门教授重机枪的使用及保养。这时第三次反“围剿”开始，重机枪连正好派上了大用场。 

    让“鬼子兵”变成空军教员 

1946年11月，叶剑英同伍修权、赖祖劣在哈尔滨

    日本投降时，伍修权随彭真、陈云去东北。这天部队报上来一个重要情况：辽阳有三百多名投降的日本空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一时不能遣返回国，有人要求到矿山或工厂去自谋生路。就在我军控制的地区，还有几处日本占领时建成的军用机场，那里停着几架飞机。 

    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把那批闲着的原日本空军人员和那些闲置着的机场、飞机和航空设施都利用起来，并争取在这个基础上，筹建我们自己的空军。伍修权作为东北军区参谋长，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考虑了一个方案，让人马上将这些原日本空军人员集中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招待他们的饭菜也相当丰盛。在谈话结束送他们回去时，又送了一些菜牛、活羊。 

    这批日军人员知道将享受技术人员待遇，喜出望外。原日军航空队长林弥一郎等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接受八路军的要求。在我军护送下，当他们坐火车来到军区司令部时，彭真让伍修权陪同接待，并提出为了便于工作，不再把他们作为俘虏看待，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凡是有家属的都给予生活补助。对于我军派去学习的人员，伍修权更是提出严格要求，叫他们好好向人家学习，保证教学质量。 

    投降的日本空军人员对此十分感动。带队的林弥一郎将要告辞时，伍修权把自己心爱手枪送给他，使林弥一郎受宠若惊，因为仅在四五天之前，他刚把自己的手枪交出去。对这件事，伍修权回忆说：林弥一郎看到我身上这枝十分精致的小手枪，想要我送给他作为纪念。我想到他也许是有意试探我们的诚意，为避免对方的疑虑，也就将这件心爱的自卫武器送了他。 

    正是伍修权的这把手枪，使林弥一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林弥一郎影响下，三百多名日本空军技术人员，大多数愿意跟他一起协助共产党、八路军工作。伍修权派人将他们带出原来被监管的地点，搬到一座大洋楼里。除了少数几个负责为他们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没有一兵一卒看管他们，使这批日本人感到“走上了一条从来没想过的道路”。 

    伍修权安顿好林弥一郎等原日军人员后，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东北航空委员会，林弥一郎也是五名领导成员之一。 

    这是我军第一个拥有飞机、机场，特别是航空专业人员的航空领导机构。航空委员会成立了下属的航空总队，林弥一郎也是副总队长之一。 

    这个航空总队是我国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接着伍修权在东北创建了我军第一所空军学校。 

    1949年初，伍修权代表东北军区接受国民党最大的军舰“重庆号” 

    起义后，又以全舰官兵为主组建海军学校，培训出我军第一批海军人才，并创建了我军第一座海军学校。

　　“文革”中引祸上身 

    1962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了一个想使我国摆脱困难，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方针。其中心内容是对美国、苏联和印度采取相对缓和的“和平共处” 的方针；对大包大揽全力支援一些国家的革命，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 

    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递交给中央，伍修权紧跟其后签了名。 

    “建议信”被送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手上。康生感到信中所批评和反对的，正是中央正实行的、而自己也正热衷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 

    方针，于是就向毛泽东进了谗言。毛泽东肯定了康生的意见，王稼祥成了“三和一少”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魁祸首。 

    “文革”开始后，康生指使中联部的造反派批斗王稼祥。一天，伍修权在参加会议时，周恩来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不能再这样斗他。你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伍修权点点头，决心担起重任。 

    回到中联部后，伍修权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并说：“如果斗得人都翘了辫子，还叫人怎么改正错误？”伍修权说着说着来了情绪，直指造反派们道：“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都经过了，向你们提一点意见，还是可以的吧。”不料这些话却引祸上身了，康生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后“中央文革” 

    又传达了林彪和叶群的“指示”：“伍修权是个危险人物。”原来他在东北时支持彭真，得罪过林彪。由于林彪乘机报复，等着这位老革命的，就只能是蹲牛棚，掏厕所，进大牢了。 

    当大法官审判“四人帮”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 

    为了掌握罪犯情况，伍修权曾几次去秦城监狱和北京军区看守所。 

    他首先去看了“女主角”江青。通过预设的观察装置，只见江青十分无聊地坐在一张木床上，两只手反复地抚摸着裤子上的折皱，似乎竭力想把它按平整。而张春桥则同他后来受审时一样，靠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伍修权观察姚文元时，见他正在吃饭，还吃得全神贯注，十分起劲。也因为能吃，坐了四年多牢他竟然“发福”了。而这时的王洪文已经推掉了潇洒秀发，成了“板寸头”，从精神上到外貌上都变了一个人。 

    在正式开庭审讯以前，特别法庭组织了几次实战式的模拟审讯，按照预定的程序方案一一进行庭讯，要求秩序气氛都和正式开庭一样。 

    伍修权回忆说：“这虽然有点像在演戏，可是实际上比审真的犯人还难，因为假犯人精神上没有压力，又熟悉案情和认识审判人员，可以钻空子与我们纠缠。”在预演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场不是事先安排的“戏”：那次开庭由第二审判庭审问“吴法宪”，审判长伍修权和副审判长黄玉昆主持审讯。当那位装扮的“吴法宪”到场后，忽然冲着审判席上的黄玉昆说道，在空军时他曾与黄玉昆共过事，两人相互关系不好经常发生矛盾，现在由黄玉昆审判他，可能会乘机进行报复。 

    按法律规定，黄玉昆应当回避。黄玉昆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措手不及无法回答。担任主审法官的伍修权见状，脑子一转马上向“吴法宪”严正指出：“这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选定和任命的，每个人都是受党和人民的委托，按照国家法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报复’问题，因此没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本法庭予以驳回。”他这段话合理合法又义正词严，在场的人都说伍修权不愧为沉着冷静的大法官。 

    1980年11月20日，伍修权等来到了正义路甲一号公安部大院礼堂，这里已改建为特别法庭。下午三时，被告人一一出庭。第一个被法警押进来的是王洪文，以下依次是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是倒数第二名，最后一个才是江青。 

    伍修权说，所以这样安排，是考虑到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的症状，很可能会闹庭。果然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最死硬的一个，出庭时还是那样不死不活地被架到受审位置，并且与众不同地穿了一件中式的灰黑旧棉袄，半睁半闭的眼睛时时从镜片后面闪出凶光。最后一个就位的是首犯江青。伍修权回忆说，她进场时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左顾右盼地看看旁听席上的人，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有时还放在背后，好像挺神气似的。 

    开庭后，第二庭首审原空军司令吴法宪。接着是黄永胜，审讯中公开了他与叶群的桃色甚至“黄色”的私通偷情秘闻，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一庭审讯江青、张春桥等人，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伍修权回忆说，江青总是胡搅蛮缠，一会儿反攻说对她的审讯就是“丑化”毛主席，一会儿辱骂证人是“放狗屁”。“当宣读判决书时，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刚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还没等我念出‘缓期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被告席上没有安话筒，江青喊了些什么许多人没听到。因为她正好冲着我，我听到她喊的还是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有什么‘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等。我们的法警一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江青企图挣扎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显得十分狼狈和滑稽，使这个本来十分庄严的法庭，出现了一点喜剧性的色彩。 

    我看到江青还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伍修权回忆此事时还说：“当时我也是太激动了，应该在下令以前，先说一句由于江青违反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才依法将她赶下场的。 

    可惜当时我竟少说了这句话，事后总觉得有点遗憾。”不过那时人们都处于兴奋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细节。 

    摘自《伍修权传奇》卢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1997年11月9日 伍修权同志逝世